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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面应着力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7:45:29 阅读: 来源:车床厂家

中国在政策面上的优势,就是信贷扩张和财政刺激的力度要大过其他主要经济体。这对于经济的短期企稳很重要。但中国政府在公共领域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。要想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政府应降低其投资占比,同时增加在公共部门的参与。当前,各个领域的政府支出都有显著扩张,但相对直接投资而言,消费、民生、城市化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占比还有待提升。

傅 勇

经济取得阶段性企稳之后,结构性调整仍有待政策推动。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门槛的同时,提升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应成为选择方向。总体而言,这将优化而不是恶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。

随着高盛财务报表的改善,由这个金融危机以来备受争议的机构大佬最先抛出的“脱钩”(decouple)假说,似乎又在重新占据舆论高地。这个假说认为,不管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,都不会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衰退。在列出大洋彼岸最近闪现出的零星的“复苏萌芽”后,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大多数观察家立即声称,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还遥遥无期。而在中国,经济好转的迹象俯拾皆是,就连创下多年新低的一季度GDP增速也未能阻止国人展开美好憧憬。

尽管当下仍有人不时提醒说,实体经济还没有见底,但这样的声音正在变小。总的来说,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。市场上一度曾非常悲观的经济学家,最近已修正了预期,发表了相对乐观的看法。不确定性仍在,但这些不确定性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保持在底部区间,而不是再推向下降通道。毕竟,中国自身没有发生金融危机,而只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。

中国在有些方面的确有些特殊,这可能会使得“脱钩”假说在相对意义上成立。正如现在经济数据所表现出来的那样。首先,笔者曾提到,中国在政策面上的优势,也就是信贷扩张和财政刺激的力度要大过其他主要经济体。这对于经济面的短期企稳很重要。经济的自行调整通常也会使得经济最终能够走出衰退,但时间可能较长。在此期间,政策因素是重要的决定因素。

刺激政策总是面临着来自效率层面的拷问,现在很多信贷被投入到了国有部门和基建行业,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很自然会受到怀疑。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大萧条后各国经济的复苏过程,会惊奇地发现,纳粹上台后的德国经济表现要远比美国强劲。对此,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会报以会心一笑。因为凯恩斯说过,在萧条期,政府可以把钞票塞进瓶子埋在地下,让企业再把它们挖出来,GDP也会因此扩张。因而,对短期经济复苏而言,刺激政策的效率或许可以暂时放在一边。

其次,中国经济还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。一个是规模足够大。全球的贸易还在收缩,对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,困难可能更大,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外贸依存度通常更高,还因为国内市场规模有限,没有多少可供开发的空间。幸运的是,中国拥有广阔的有待拓展的国内市场,这是很多企业可以转而依赖的领域。此外,中国还拥有相当的后发优势空间,领先企业依然可以模仿国外同行,其他企业也还可以跟进。总体说来,增长还不是很难的事情。

但是,这幅描绘脱钩的图画忽视了什么?克鲁格曼的疑惑是,在出口急剧下滑的形势下,中国内需“补上”的速度如此之快,“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”。是的,还是内需!一季度外需(净出口)对6.1%的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是-0.2%,这意味着内需的确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。当然,固定资产投资是其中的顶梁柱。虽然,由于存货的下降,投资(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)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看上去并不高。此外,消费看上去增加很快,贡献了6.1%增长率中的4.3%。但是不能不注意到,这除了居民消费外,还包括了政府消费,显然在大规模刺激经济落实的背景下,政府消费是内需的另一根顶梁柱。

如果克鲁格曼注意到政府因素作用的话,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外需持续萎缩的背景下,中国经济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亮点了。这当然值得我们高兴。

企业自由投资和居民消费才是真正的关键,只是这方面好的迹象不多。居民消费由于家电下乡和财税优惠等政策看起来表现不错。一季度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.9%。但这显然还不能构成未来整体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。现有政策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,帮助经济成功地企稳,并且是在领先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下率先企稳。然而,如果政策面仅仅满足于此,那是远远不够的。

笔者相信,这一轮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经济企稳,或者回到原有的增长轨道上,还在于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构筑理想的基础,或者转轨到新的增长模式之上。显然,在后一层面上,我们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。未来政策将不仅体现在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,还将体现消费、民生、城市化、社会保障等领域新政策的出台。一揽子投资计划会形成新的产能,而上述这些领域则是消化过剩产能的关键。否则,投资增加后,中长期还将面临新的紧缩压力。

有学者担心,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作为将加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,并且这些干预可能并不必要。这种担心当然应该引起重视。不过,显而易见的是,相对于大规模投资来说,政府在消费、民生、城市化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作为有着更多的理由。如果说,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干预倾向的话,那也应该主要发生在投资领域。

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反思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·菲尔普斯近日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上撰文说,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、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,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。我想这一点对中国同样成立。在公共部门,不同的国家,政府参与程度有高有低,没有统一标准,但相对而言,中国政府在公共领域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,这与该领域的积弱不振不无联系。从这个角度说,要想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,政府应降低其投资占比,同时增加在公共部门的参与,而这主要由补贴和转移支付构成。当前,各个领域的政府支出都有显著扩张,但相对直接投资而言,消费、民生、城市化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占比还有待提升。(作者系经济学博士,财经专栏作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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